第二部分 文物识小录第21节 《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后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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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,由于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几位同事热心努力,我对这些材料包含问题又较熟悉,工作因此进展格外迅速。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,图版二百幅,说明文字约二十万,样稿已基本完成。经我重作校核删补后,本可望于一九六四年冬付印出版。但是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,一切出版物的价值意义,大都得重新考虑。本书的付印,便自然搁下来了。

值得令人怀念的,是齐燕铭先生、龙潜先生、刘仰峤先生。三位都在“十年浩劫”折磨中因伤致病,已先后成了古人。尤其是周恩来总理,已来不及看到这个图录的出版,我觉得是极大憾事。这本书如对于读者还有点滴可取处,首先应归功于他们几位对这个工作的鼓励和支持。

本书在增改过程中还得到国家文物局的经常关心,以及湖南省博物馆、云南省博物馆、陕西省博物馆、湖北省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、南京博物院、对外文展办公室、中央美术学院、音乐研究所和荣宝斋等文物、学术机构,各方面充满热情与友好的帮助。其次是直接参加过摹绘、摄影、制版、排印诸位劳动的贡献。至于我个人,只不过是在应尽职务上,把所学的问题,比较有条理、比较集中持久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务而已。

至于本书由我来编纂整理,似偶然也并不全是偶然。一九六四年春夏间,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几个文化部门的人谈及每次出国,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个国家的服装博物馆,因为可代表这一国家文化发展和工艺水平。一般印象,多是由中古到十七八世纪材料。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,新旧材料那么多,问是不是也可比较有系统编些这类图书,今后出国时,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。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长,因推荐由我来作。历史博物馆龙潜馆长,对我工作有一定了解,热情加以支持,为从美工组安排得力三人协助。由于当作试点进行,工作方法是先就馆中材料和个人习见材料,按年代排个先后次序,分别加以摹绘。我即依据每一图稿,试用不同体例,适当引申文献,进行些综合分析比较,各写千百字说明,解释些问题,也提出些新的问题,供今后进一步探讨。

本书从成稿、付印到和读者见面,经过许许多多曲折过程,前后拖延了约十七年。工作前期的进行,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组、美工组等诸同事的辛勤劳动分不开。图版初次制版排样,原财经出版社老师傅的工作热情及高度责任感,也作出显明贡献。但此书能最后得以完成,实完全有赖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为准备了良好工作条件,并充分给以人力物力支持的结果。就中本院考古所方面人力上协助最多,使增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。若没有这种种帮助和各方面的支援,这本书实不可能如目前样子呈现于读者面前。

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,我调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,工作上得到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全面支持,为在人力物力上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,给予了不少便利条件。遂在同年十月,组成一个小小工作班子,在较短的时间内,对本书图稿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。首先尽可能的运用和增加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,同时还改订添写了不少原有的以及新的章节,使全书约增至二十五万字左右,新绘插图一百五十余幅,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增补完成,即交轻工业出版社印行。此后又联系了几家国内外出版社,几经周折,最后才交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。

我就从这点认识和信念出发,在大多数人难以理解情形下守住本职,过了整整三十年。尽管前十年比较顺利,各类文物大都有机会经手过眼,数以万计,但是任何一方面,可始终达不到深入专精程度。随后二十年,事实上有大半时间,全国都在各种运动中时断时续度过的。我不问条件如何,除了对本业坚持认真的学习和去为别的有关生产、教学方面打打杂、建建议,尽义务帮点忙,其他什么都说不上。

从一九四九年起始,我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,专搞杂文物研究。照规矩,文物各部门都得懂一点。经常性业务,除文物收集、鉴别并参预一系列新出土文物展出外,兼得为馆中绘制历史人物画塑提供些相关材料。还必须面对群众,尽力所能及,为外单位科研、生产和教学打打杂,尽点义务。我名分上属于陈列组,事实上任何一组有事用得着我时,我都乐意去作。虽感觉到能力薄,牵涉问题广泛,工作复杂且繁琐,用力勤而见功不大,但是我理会到,若能把工作做好,却十分有意义。我深深相信,新的业务接触问题多还生疏,坚持学个十年二十年,总会由于常识积累,取得应有进展的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不多久,这份待印图稿,并不经过什么人根据内容得失认真具体分析,就被认为是鼓吹“帝王将相”、提倡“才子佳人”的黑书毒草。凡是曾经赞同过这书编写的部、局、馆中几个主要负责人,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。我本人自然更难于幸免。其后,于一九六九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湖泽地区,过着近于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在一年多一点时间内,住处先后迁移六次,最后由鄂南迁到鄂西北角。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,只能就记忆所及,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,一一用签条记下来,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。一九七一年回到北京后,听一老同事相告,这图稿经过新来的主任重新看过,认为还像个有分量图书,许多提法都较新,印出来可供各方面参考。因此把图稿取回,在极端恶劣工作条件下,约经过一个月,换补了些新附图,文字也重新作了修改,向上交去。可是从此即无下落。一搁又是四五年。其时恰在“十年浩劫”期间,这事看来也就十分平常,不足为奇了。

沈从文

近三十年新出土文物以千百万计,且不断有所增加,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资料。一个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学习,博闻约取,会通运用,显明可把文物研究中各个空白点逐一加以填补,创造出崭新纪录。

1981年5月1日于北京

总的要求,是希望能给读者从多方面对于中国古代衣着式样的发展变化,有个比较明确印象。工作既近于创始开端,从探索中求理解,作得不够完美是意料中事。方法上和判断上若还有少许可取处,能给海内外专家学人以小小启发,或依据本书加以充实,或从另一角度,用另一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就,我也觉得十分高兴。因为这份工作的全部完成,照当时估计,如有十年时间,不受过多干扰,又得到工作便利,继续出若干本不会缺少材料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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