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部分 文物识小录第20节 《明锦》题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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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载《明锦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,1955年)

本集材料的来源,全部出于明代刊印的《大藏经》封面。经文刊刻于明初永乐正统时期,到万历时期全部完成。这些裱装经面的材料,多从内库和“承运”、“广惠”、“广盈”、“赃罚”四库中取用,有当时新织上贡的,也可能有宋元的旧料。大部分的材料,可以代表明代早期的产品。图案设计的风格,有的富丽雄浑,有的秀美活泼,处理得都恰到好处。特别是配合色彩,可以说丰富而大胆。其中的洒线绣,继承了宋代的制作方法,宋时或名叫“刻色作”,是说配色如同填彩。“秋千仕女”是明代工艺图案中通用的题材,“描金”、“嵌甸”、“雕填”等各种制法的漆器,彩绘与青花瓷器,都经常使用到。这幅绣工彩翠鲜明,不啻一幅情调优美的风俗画。极重要是几片复色晕锦,可能是明代以前的产品,这种格式起源于宋代,宋代叫“八达晕”,元代叫“八搭韵”,当时已珍贵著名。配色丹碧玄黄,错杂融浑,达到锦类布色的极高效果。灯笼锦创始于北宋,别名“庆丰年”、“天下乐”。从文彦博守成都织造金线莲花中置灯笼图案加金锦创始,这里选了几片不同式样。就中一片,灯旁悬结谷穗作流苏,灯下有蜜蜂飞动,隐喻“五谷丰登”之意。这种受人民欢迎的”花绫,可说是一幅构思巧妙而有气魄的作品。

汉代统一大帝国完成后,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。山东特种丝织物,国家特别设官监督生产。长安还另有东西织室,由“织室令”主管。西汉开始有大量锦绣罗向外输出。近如朝鲜、蒙古,远及罗马、波斯,都重视中国锦绣。此种品质精美的生产品,对世界文化作了巨大的贡献。同时,西北工人织的毛织物氍毹、、花,西南织的筒中黄润细布,白叠、栏干木棉布,也达到高度工艺水平,经济价值不下于中原锦绣。近五十年来,由于地下材料不断发现,充分证明了历史文献记载的正确性。我们并借此明白,菱形花纹的绫罗,和各种云纹刺绣,图案多出于战国,和当时漆器、错金银器的花纹都有联系。虎豹熊罴、糜鹿鸿雁和仙真羽人在云气中游行,都是汉代一般装饰艺术的基本花纹,并且是一种新的发展,或创始于武帝时代,因此也反映于当时高级丝织物的锦缎图案中,成为锦纹的主题。许多锦还织有人名和吉祥文字。当时用的染料,只是红花、紫草、栎斗、青芦、蓝靛、黄栀子、五倍子几种容易种植和采集的植物的根叶子实,和价值极廉的黑矾、绿矾。经过了二千年时间,从地下发掘出来的锦绣,图案色泽还鲜艳如新。古代中国工人在印染技术的进步上,和提花技术一样,也创造了奇迹。东汉以来,西蜀织锦起始著名,除彩锦外,已有了加金锦绣的产生。三国时马钧改良锦机,简化了提花手续,晋代以后的生产,因之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。《东宫旧事》叙述到的文绮彩锦,花纹已见出许多新变化。至于蜀中的织锦工业,直到宋代,却还在全国居领导地位,生产品并且向海外大量输出。

古代工艺品最难于保存的,无过于丝织物。过去对于古代美术品的研究,多限于铜器瓷器字画,没有把绸缎当作中国美术中一个重要部门来注意,因此历代许多遗存的实物,大都在经常的忽视中被毁坏了。汉代锦缎是因埋藏在干燥沙漠中才保全下来的,唐代锦缎也是在沙漠中和敦煌洞窟中偶然保存下来的。宋元锦缎小部分幸而能保存下来,都是在被剪裁成零碎材料后,用到字画包首和册页封面上的结果。明锦的内容,也只是从现存的残余的《大藏经》封面上,才看出一点原来的面貌。新的生产脱离了优良的民族艺术传统,自然难望有所发展。特别是近五十年来,由于各国对我国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,各种劣质纺织品的倾销以及人造丝的倾销,使中国一般纺织物生产遭受到严重的摧残,图案花纹也逐渐形成一种半殖民地化的庸俗趣味,完全失去了本来健康华美的民族风格。近几年才根本改正了这种情况。目前为了发展新的生产,恢复我国染织工艺固有的优良传统,排除过去残留的半殖民地化的不良影响,希望艺术家设计千百种色调鲜明、花纹大方的新作品,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要求,在此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改进染织图案这个问题。因此,这种锦缎参考资料的出版,对于实用美术界说来,是很重要的。这些出自古代机织工人手中的图案,必然能够帮助美术工作者,启发他们的创作热情,由此产生出许多为人民所欢迎爱好的新产品。

中国养蚕织丝起源于有史以前。到殷商时代,已经能够织造花纹精美的丝绸。西周以来,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,男耕女织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,并且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,一般纺织物因此得到普遍的提高,丝织品更得到高度的发展。根据《礼记》上《月令》、《王制》及《考工记》几篇文献记载,丝、染色当时都特别设有专官主管,楚国还设有主持生产作靛青用的“蓝尹”工官。纺织物轻重长阔,各有一定的标准度量,凡是不合规格的生产品,不能用它纳税,也不许上市售卖。到春秋战国,陈留襄邑出的美锦,齐鲁出的薄质罗纨绮缟和精美刺绣,都著名于全国,不仅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,并且在工艺上也达到了高度水平。近年长沙楚墓出土几种有花纹的丝绸,可证明当时丝织物的品质已有很大提高。

以上几种锦缎,在我国丝织物图案发展史上,都各有重要性。我们如进一步把它和唐宋的彩画、雕塑,历代史籍中的舆服志,以及其他文献实物联系来注意,必然还可以触发许多新问题,而这类问题,过去无从措手,现在有了丰富的实物,再和历史知识相印证,是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的。据目前所知,国内现存明代经面锦,至少还可以整理出近千种不同的图案。这份宝贵遗产,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,可以作为研究明代丝织物花纹的基础,也是进而研究宋元丝织物花纹的门径。必须全面深入的来理解、来分析比较,才可望得出更正确的结论。这里提起的,不过是就本图录中所选作品略作说明而已。

本书材料的收集和编选,是在故宫博物院服务的李杏南先生二十年来热心爱好的结果。李先生用个人业余时间注意到这个问题,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爱护热忱,是值得尊重和感谢的。

1954年写于北京历史博物馆

以上只是我国在明代以前丝织物生产和花纹发展的简略概况,可作为我们认识明代和明代以前丝织物一种线索,让我们明白,中国丝织物的成就,和一个优秀工艺传统分不开。是从旧有的基础上发展而出,并随时代发展,不断改进,丰富以种种新内容才得到的。

六朝以来,北方定州和南方广陵,逐渐成为高级丝织物生产的中心,花纹也有了新的发展。除《邺中记》提起的“大小明光”、“大小登高”、“虎文”、“豹首”诸锦,犹沿袭汉代式样以外,几种为多数人民所喜爱的花鸟,如花中的莲荷、牡丹、芙蓉、海棠,鸟中的鸳鸯、白头翁、、练雀,也逐渐在锦绣中出现,对于隋唐以后的丝织物图案有重要的影响。隋炀帝是个非常奢侈的封建帝王,传说运河初开时,乘船巡游江南,就用彩锦作帆,连樯十里。唐诗人咏《隋堤》诗有“春风举国裁宫锦,半作障泥半作帆”、“锦帆百幅风力满,连天展尽金芙蓉”语句,一面说明这种荒唐的举措,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,一面却可以看到丝织物大量生产,和花纹发展的新趋势。唐代著名锦样,多出于唐初在益州作行台官的窦师纶。张彦远在他著的《历代名画记》上就说起过,所作瑞锦、天马麒麟、花树对鹿、对雉、斗羊、翔凤、游鳞等十多种式样,到中唐以后百余年间还流行。因窦师纶封爵“陵阳公”,当时人就称这种锦作“陵阳公样”。近年在西北出土的丝织物,和唐代流传到日本保存到今天的丝织物,还可以见山陵阳公锦样的特殊风格,集壮丽秀美为一体,在装饰美术上展开了一个新面貌。唐代官服多用本色花绫,鸟雀衔花作主题,依照不同品级,各有不同颜色和格式。此外用于妇女歌衫舞裙上的,多写生花鸟蜂蝶;用于佛帔幛幔袈裟金上的,多大小缠枝花。除织成外,其中又可分彩绘、刺绣和泥金银加工。一般褥垫屏幛用的,有方胜平棋格子、大小宝照、盘绦、樗蒲等等。这些生产品逐渐都成了丝织物图案的一般格式,得到普遍发展。这时期又发展了六朝以来出自西南民间的印染加工艺术,大致可分“绞缬”、“夹缬”、“蜡缬”三类。“绞缬”多形成撮晕效果,“夹缬”即蓝地白花布前身,“蜡缬”有用色三种以上的;单色染和复色染都得到了极大成功。印染花纹有团花、连枝和小簇花数种。同时外来的花纹,也融合于中国本来装饰图案中,丝织物图案因之也更多样化。敦煌石窟大量绫锦的发现,和新疆各地有花纹的丝绸的出土,丰富了我们这方面许多知识。宋代丝织物发展了写生花,又发展了遍地锦纹,成为一种色彩更加复杂的工艺品。刻丝出于汉代的织成,到了宋代,把名画家黄筌、崔白等作的写生花鸟,一笔不苟反映到新生产上去,达到了空前的成就。宋代政府制度,每年必按品级分送“臣僚袄子锦”,共计七等,给所有高级官吏,各有一定花纹。如翠毛、宜男、云雁细锦,狮子、练雀、宝照大花锦,宝照中等花锦。另有倒仙、球路、柿红龟背、琐子诸锦。当时实物虽已少见,但是从名目上和后来实物比证,我们还可以借此认识这些锦类的价值和等级。国家主持茶马贸易的茶马司,还在四川特设锦坊,织造西北和西南民族所喜爱的各种不同花锦,作为交换茶马的物资。宜男百子、大缠枝青红被面锦、宝照锦、球路锦,多发展于这个阶段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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